卌年丨郭进：1977年我的录取通知书被收了回去
老编的话：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、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。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延续“卌年”“校园”“同窗”等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郭进，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，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计算机专业，1990底赴美国留学，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双硕士。现定居美国芝加哥，任教于伊州哈珀学院计算机系。业余爱好摄影、写作，尤爱研读老庄等道家经典。
原题
我的高考之路
引子
1975年秋我高中毕业后，下乡到重庆巴县的一个知青农场务农，直到1978年秋考上大学。
其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：周恩来逝世（1976年1月）及其引发的四五事件（1976年4月）、毛泽东逝世（1976年9月）、打到“四人帮”（1976年10月）、邓小平复出（1977年7月）和恢复高考（1977年12月，1978年7月）。1977、1978年的两次高考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也对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这两次高考我都参加而且也都考上了。1977年我考上的是东北工学院真空技术专业。因为政治问题，录取通知书最终被收回。1978年再次报考，考上了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。因为1977年的高考变故，我到了山东大学以后连续几日几乎做同样的噩梦。梦见自己又被送回了农场。
我想我的两次高考经历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了。其中的酸甜苦辣，有些已经淡忘了。乘着尚未完全忘却，写下一些当时的感受和经历，作为那个时代和个人的一个记录罢。
作者站在知青点坡下的水库边上，摄于1976年
一、高考前的背景
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，我是1975年8月高中毕业后随即下乡的。那时我们的下乡方式是按照所谓的“株洲经验”，叫做“厂社挂钩”。即一个工厂与一个公社联系，该工厂的子女都下乡到挂钩的同一公社。工厂派一位代表常驻公社协调与知青有关的事务。该代表自动成为公社的党委委员。同时工厂也派一位代表常驻知青点，与我们知青同吃同住。
我们十几位知青住在知青点共同劳动，耕种大约15亩零散的稻田和少数的旱地。大队派了几位农民（叫驻场代表）教我们各种农活。我们所处的大队是丘陵山区，交通不便，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原始农耕，犁田用水牛，没有电、自来水和机械化。
在高考通知下达之前，我们已知的回城路子有这样几种：当兵，推荐上大学，招工和顶班。顶班就是厂里的父母退休（很多父母是为了子女回城而提前退休）后由子女接替父母的工作。知青点里有几位战友就这样顶班回城了。
我参加报考过空军，因为有鼻炎，体检一关就被刷下了。后来也报名参加陆军。但竞争激烈，我未胜出。知青场的一位战友和本地的一位农民青年如愿以偿。推荐上大学在我下乡的地方似乎没有过。
那时许多较早的知青如我的两位姐姐都已经被招工回城了。我所知道的招工条件是：首先必须要下乡两年以上，二要本人表现好，三要有一定的关系。“表现好”是需要群众（同场的战友和本地的农民）和领导的认可和鉴定的。所以知青们除了“挣工分”,还要“挣表现”。
我那时真是“脏活、累活抢着干”，其“劳动表现”是大家都认可的。除一般农活儿外，我还做过线路员（维护有线广播）、通讯员（写通讯稿）、科研员（领头搞过一个沼气池）、夜校教员、理论辅导员等诸多义务工作。因为我的工作表现，我曾被推荐参加过“县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”。
知青点和当年耕种过的农田，摄于2013年
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来之前，我刚犯了严重的“政治错误”。我的所谓“政治错误”是自然产生的，不过是我和一两位朋友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独立思考，并没有什么“外来敌对势力”的影响。
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，10月“四人帮”被打倒。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。“四人帮”的倒台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。我当时一直很认真地学习“唯物辩证法”。大概不论学什么哲学，一旦入门，便开始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当时中国的领袖华国锋一面讲“抓纲治国”，一面也开始提倡“思想解放”。
而我和一位老同学的“思想解放”显然超过了政府所允许的界限。我们在信中开始无顾忌地讨论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，包括反对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提法。但总的来说，还是探讨体制内的改革，并没有涉及所谓“西方价值观”。
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，我们的信件被发现和审查。结果是我被县公安局约谈了。公安局开始是怀疑我们有一个“反革命组织”。后来确认我们仅仅是信件中的讨论，最后给我们做的结论是“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”。当时我被立案侦查引起了不小的震惊。因为大家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位“先进知识青年”居然是隐藏的“反革命”嫌疑犯。
在上级的要求下，全大队的知青和团员们专门对我开了一个批判会。一位文化程度不高、老实憨厚的青年农民拿着他写好的批判我的稿子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让他删除了如“其狼子野心，何其毒也”一类明显从报纸上抄下的激烈词语。最后我受到了团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我的问题属于政治案件，在县公安局备了案。而正在这时，恢复高考的通知（1977年10月）下达了。
二、1977年的报考与复习
因为我的严重政治问题，一开始是根本不让我报考。高考报名时 31 55399 31 17600 0 0 6206 0 0:00:08 0:00:02 0:00:06 6205我先走了10里山路到公社。当时公社书记不在社里，其他人做不了主。我于是问了书记的家址，又爬了10多里山路到公社书记家里。书记也不在家。我于是又回到公社，再走20多里路到区政府（那时农村的行政构架是：县-区-公社-大队-生产队）。区政府仍然不让我报名。我于是只好带着满身疲惫再走30里路回到知青点。
算下来那天走了近100里山路。而且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。后来通过家里和自己的不断争取，终于得到了可以报考的同意。大概那些当官的认为，高考不是那么容易考上的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让这小子去试试吧。就这样我终于报了名，过了第一关。虽然我文理科都不错，但出了这样的政治问题，使我决然放弃考文科的选择了。
当时的复习时间非常紧。从得到通知到参加高考，只有两个月的时间。虽然1977年的高考题现在看来比较简单，但对于大多数的考生来说，是没有重新学习或全面复习的时间的。所以1977年考上的基本上是平时学习底子较好的人。很多人都是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参加了考试。
我平时的学习一直不错且得到公认的。当时是农闲，大多数知青点的战友们都回城复习去了。我回家了一次，拿了些复习资料就又回到了知青点。因为我的政治问题，我希望我的劳动表现需要更好些，尽量不要再授人以柄。除了我，还有一位决定不参加考试的女知青，我俩在知青点值班。我们的职责包括管理自留地，喂两头猪，稻田的基本维护和做自己的饭。
那时的农村是很原始落后的，饮用水要从稻田边的水井里挑回，做饭用柴灶，燃料是干稻草和小树枝，照明用煤油灯而煤油是凭票定量供应的。因为感觉时间紧，我常复习到很晚，靠喝浓茶来保持清醒。有一次不小心，煤油灯把蚊帐点着了，烧了一个大洞。
窗户里是我曾住过三年、复习高考的宿舍，摄于2013年
终于考试的日子到了。我们需要翻山越岭走30里到区上的学校去考试。那时是不可能住旅馆的。考生们都是自带被褥、席子睡在教室里。床不过是用干稻草铺在地上的通铺。每天考试下来，大家都一起回忆当天的考题，相互对照答案。
记得语文考试有一篇作文，题目已不记得了（网上也没有查到）。那时没有什么复习资料。我们工厂曾经给我们知青点捐赠了一些书，大都是马列毛唯物辩证法之类。其中的一本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·卡贝的《伊加利亚旅行记》引起了我的兴趣，曾仔细地阅读过。大概是为了给阅卷老师们一个“博学”的印象，我特意在作文里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。
三、1977年通知书的得而复失
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填写高考志愿的。那时当局宣传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。”而对知青而言，只要跳出农门就好，哪所学校、什么专业似乎已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记得分数线分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。而我的分数是过了重点大学的。过了分数线就需要体检和交个人的政治审查。我因为刚刚被立案被批斗的政治问题而惶惶不安，不知道这一关怎么过。
那时已经有不少人对文革反思。许多熟人都同情我、认为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其中有当时厂里派驻公社党委的代表。他全力保护和帮助我。在公社党委讨论我的政审材料时，他极力为我辩护，说是年轻人难免幼稚，要给他机会。他最后争取到了我的政审材料的执笔权。可以想象，他对我的问题作了淡化处理。这样我的政审材料就寄出了。
不久我就收到了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据说当时整个区（六个公社）只有三人考上了，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记得我并没有选专业，但通知书上写着“真空技术”。我对这个专业颇有些疑虑。但不管怎样，能离开农村上一个重点大学已经不错了。
记得东北工学院的一位老师找到我家里，告诉我重庆还有谁也被录取，希望我们报到时可以结伴而行。而这时我担心的事发生了。一位年轻的公社副书记听说我要去上大学了，醋意大发，坚决反对。据说他在县里开会时在县公安局里看到了我的案子。他说我的问题非常严重，有如此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怎么能上大学？
他的另外一个理由是：由厂代表写的我的政审材料稿，没有经过公社党委的讨论通过。此书记坚决要求取消我的入学资格。虽然我的父母和厂里尽力要保住我的录取通知书，但在那个仍然强调“抓纲治国”的年代，公社副书记的主张不可能被忽略。
听说最后是巴县县委讨论后作出了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的决定，同时答应我下一次的报考和录取不再受影响。就这样，我的录取通知书被收回了。东北工学院知道我的情况后，特地给我来信，鼓励我尽量争取到校，他们愿意为我保留学籍半年。
当年曾挑着担子走过的小路，摄于2013年
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。我觉得我的遭遇其实与瞿秋白类似，本来属于文青，无意中卷入政治江湖了。父母怕我想不通，专门找了父亲（他是高中数学教师）的一位同事来开导我。记得这位老师特地带给我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有一篇徐迟写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。这确实是一篇励志的好文章，当时影响很大，我也读得热泪盈眶。
四、1978年再战高考
我们这一代受过太多的理想教育。我之所以犯那个“政治错误”，正是来自于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理想。一个有理想的人是不容易被打倒的。我虽然因1977年通知书的失去备受打击，但心理还是庆幸（毕竟没有进监狱）和坚强的。通知书虽然被收回，但确定可以参加下一次高考，我也就静下心来做准备。
这一次大家的准备时间要充足得多。回想当年，那真是中国教育界的春天啊！青年们的学习热情陡然高涨，作为多年“臭老九”再次被重视的老师们也是尽心竭力、不辞辛苦。当时的老师们完全是义务地为考生们复习答疑。
记得我为了几个物理学上的问题，专门到我父亲的同事家里去请教。但我在家里只短暂的住了几天就赶回了知青点。我始终担心因为我这半年的表现再被人抓住把柄，而导致不能报考或政审的问题。我得回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。
因为离下次高考还有半年多，知青点的战友们又陆续回来参加正常的劳动，同时复习高考。我自然成了大家的辅导员。我带回了一套数理化的自学丛书，在知青点只能靠我自学了。这套自学教材编得非常好，我学得入迷。因为没有多余的习题，我就自己尽量把概念彻底搞懂，并自己设想一些习题。
语文和政治是我的强项，我基本不用花时间的。我是按照数理化的顺序自学，而且是严格按章节，前面的内容彻底搞懂后才学习下面的内容。对一些有意思的数学和物理概念，我会花很多时间作自己的深入思考。学习进度是完全自己控制，但我那时缺乏时间管理概念。
当我把数学和物理丛书完全学完后，才觉得时间很紧了。虽然我觉得化学简单多了，但已经没有时间把化学的丛书完全学完了。因为我1977年已经考上过的名声，有几位准备参加高考的本地教师也到知青点来问我问题。有一次我到公社为知青点买油盐杂货，肩上还挑着担子就被当地的教师拦下请教问题。
知青点坡下的农民邻居，当时没有卫星接收器、屋顶是麦秸的，摄于2013年
1978年高考是7月，重庆正是高温雷雨天气。像去年一样，我们照样带上自己的被褥和竹席走30里山路去区上参加考试。记得我们几个男知青正走在田间小路上突然下起了雷阵雨。开始我们展开竹席顶在头上。后来雨太大，我们只好躲到了一座石桥下避雨。等雨停后再接着走。
像1977年一样，区里给考生安排学校的教室作为临时宿舍。床仍然是用干稻草铺在地上的通铺，十几个人睡一间教室。除了一位年纪较大的本地教师，大都是像我们这样的知青，很是热闹。每天考试下来，大家又是谈感受、对答案。
记得考完数学后，那位年长的考生不断地叹息，说他高次方程的解法背得溜熟，没想到考低次方程。大家都拿他取笑。我看着他，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。在考场上不时有监考老师站在我身边看我答卷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去年是考上过的。
语文我虽然基本上没有花什么时间，考完后我觉得差不多都做对了。但成绩公布后我只得了七十几分。后来我想是因为我的作文部分基本上没有得分。作文要求缩写一篇政治味道很浓的报道。因为1977年的变故，母亲专门嘱咐我千万不要在作文上有任何出格的言论，一定要写拥护华主席、拥护党中央。
在这篇缩写做完后，不知怎么地母亲的话在耳边响起，于是我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政治口号做结尾。我猜正是这个蛇足使得我丢掉了作文的大部分分数。缩写是不应当加进任何自己的内容的。否则我的总成绩至少会高出二十多分。后来到了山东大学不久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语文水平，我参加了一个全校理科生语文竞赛，得了第二名。
五、有惊无险再获通知
考试分数公布后，我的分数竟然没上最低录取线，因为化学只有8分！我知道这一定是搞错了。为了避免作弊，1978年四川省的阅卷是成都和重庆两地对调。当我去重庆市招生办要求查分时，市招生办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成都市招生办。我只好回家等候消息。
几天后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我的化学成绩是81分！那个1字大概比较模糊，所以抄写时被忽略了。拿到这个成绩，我的总分是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的。于是赶紧去补体检、选学校。因为1977年被收走录取通知书得到的承诺，而且政府也更加强调发现和保护人才，再加上自己半年多来的老实收敛，这次的政审到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
从这条小路离开知青点参加高考和上大学，摄于2013年
父母希望我在重庆读书。因为1977年的变故，父母联系了熟人，要我将重庆大学填为第一志愿，专业是发电厂热处理。这样基本可以保证我被录取。但我那时很叛逆，希望远离父母看看世界，也不喜欢什么热处理专业（它让我联想到烧锅炉）。当时报纸公布了各重点大学在重庆的招生名额和分数线。我仔细研究后，决定首先要选好专业，第二才是学校。于是山东大学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我知道重庆人都怕去北方上学，认为山东气候寒冷、整天吃面食。所以我断定这个选择竞争不大，如果我将其填为第一志愿，录取的可能性很高。当时考虑了两个专业，一个是理论物理，一个是计算机科学。
反复考虑后，觉得还是选比较实用的计算机专业。于是我瞒着父母将山东大学填了第一志愿，重庆大学填了第二志愿。至于1977年考上的东北工学院，我觉得我的分数使我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就没有再考虑了。当后来父母知道我填的志愿后，非常生气和担心。
通知书终于来了！记得我当时正在知青点平房外的石盆里洗衣服，有人老远拿着信对我喊，“你的通知书来了！你的通知书来了！”于是大家都来祝贺。我当然也很高兴和激动。立刻收拾回家报告喜讯。
父亲终于放下心来，仿佛自我安慰和骄傲似地说，山东是孔孟之乡，山东大学也是很好的大学。当我再回农村准备彻底告别知青点的时候，也有本地的农民前来送行。一位相熟的农民说，你会很快忘掉这个穷地方的，也许将来撒尿都不会再向这个方向。我没有回答。
其实，在知青点的那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，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我怎么可能忘掉？我离开知青点后，经常梦见农场的生活。甚至我到了美国读研究生，还会偶尔梦到。
我所经历过的大学（被录取过、实际读过和教过的），中国的美国的加在一起共有七所。这一切都是从1977年的那次高考开始！
2017.12.30于美国芝加哥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，特此鸣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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